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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的新书叫《空城纪》。跟诸葛亮的‘空城计’不一样，这个‘纪’是纪传体的纪，它跟时间有关，写的是千年西域。”8月14日，2024上海书展开幕首日，作家邱华栋携最新长篇小说作品接连参加了两场交流活动——第一场的对谈嘉宾是比他大10岁的“50后”作家孙甘露，第二场的嘉宾是比他小11岁的“80后”作家马伯庸。每次开场介绍自己的新作时，邱华栋都从书名说开去。
从一个公主的爱情 到六座古城的传奇
小说《空城纪》的第一个故事以弟史公主(汉解忧公主与乌孙王的女儿)第一人称视角，将“我母亲”从中原嫁到西域的经历娓娓道来：“我叫弟史，我母亲是解忧公主，她嫁到乌孙已经很多年。我是大汉和乌孙结合的产物……”
在“我”的叙述里，解忧公主“心像铁一般坚硬”，对于陌生的环境和风俗习惯能够快速适应，而面对女儿时，她内心“柔软如帛”。在母亲的悉心教养下，“我”18岁时成长为一个会骑马射箭、放羊捉鹰，也会吹笛子、弹琵琶的乌孙大公主。这时，向“我”提亲的年轻龟兹王绛宾登场，小说第一章“龟兹双阕”之上阕“琴瑟和鸣”的故事也由此开始。
《空城纪》全书分为“龟兹双阕”“高昌三书”“尼雅四锦”“楼兰五叠”“于阗六部”“敦煌七窟”共6章，故事围绕汉唐西域地区6座古城展开。现实中，古城只留下一些断壁残垣，相关记载也仅有只言片语。历史留白之处，文学出现了。邱华栋用小说家的语言，将被千年风沙掩埋的西域传奇，重现于读者眼前。
从一个少年的探险 到一部小说的“纪空”
“一般(作家)是纪实，《空城纪》是纪空。”孙甘露在交流活动中感慨道，“在一个空无的地方‘无中生有’，给不断流逝的东西赋予一个形态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”
用文学想象“重建废墟”源自邱华栋年少时的经历。他在交流活动中分享道，自己的父母在20世纪50年代从河南移居新疆，“我是在天山脚下出生的，每天抬头能看到白雪皑皑的天山主峰博格达峰。这样的成长环境，让我从幼年到少年时期的心灵世界始终是开阔的。”十五六岁时，一次在北庭都护府遗址的“探险之旅”，让汉唐废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“我在新疆出生、新疆长大，在很多废墟上走过，这种废墟之上的想象对我来说一直是内心深处文学的种子，它一直在发芽。”邱华栋说。
从一个石榴的结构 到千年历史的传承
邱华栋形容《空城纪》是“石榴籽结构”，书中6章就像石榴的6个子房，其中又有30个相对独立短篇，好比石榴籽。因此，阅读时可以顺着读、跳着读、挑着读——就像吃石榴，可以每次“掰开吃六分之一”，也可以“一次只吃一小粒”。
“石榴籽结构”的灵感源自邱华栋在几年前收到一位新疆老友寄来的石榴。他由此联想到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，将安国石榴带回长安，“这部小说的结构冥冥之中跟汉唐的人物、风物有关系”。
“整部小说就是在讲述经历两千年历史，西域和中原是如何交往交流交融。”邱华栋说，《空城纪》的每一部分各有侧重：“龟兹双阕”是音乐，比如弟史和绛宾都喜欢音乐，他们到长安学习音乐，把龟兹音乐带到长安，又把长安音乐带到龟兹；“高昌三书”是关于帛书、砖书、毯书的书写表达；“尼雅四锦”是丝绸；“楼兰五叠”是历史层叠的变迁；“于阗六部”是附着于出土文物的故事；“敦煌七窟”涉及在敦煌莫高窟发生的人间烟火故事……而且，这些故事都延伸到了当代，最后小说主人公身临废墟，和这些地方发生了深刻的联系。
人与物的联系，古与今的联系，在小说里贯穿始终。邱华栋希望小说能让读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联系。
“我去了十几次敦煌，选择了7个洞窟。比如第275窟，它是真实存在的。我先把洞窟里的雕塑、壁画描述一番，接下来，一个叙事者出现了。”邱华栋说，“敦煌是我们的文化瑰宝。小说里，我用个体的经历跟敦煌产生联系；现实中，我也希望去敦煌的每一个人可以建立和敦煌的联系。”
提及敦煌壁画，写过多部历史题材小说的马伯庸注意到，一般写到敦煌壁画，很多小说会写“一幅壁画”“一墙壁画”，而《空城纪》里是“一铺壁画”，“别看就一个字，用得极其精准。看到这里便知道作者考据功夫做得非常足。考据那么细有什么意义？单独来看也许没有，但当所有细节堆积在一起，就会产生一种质感。历史小说怎样写出质感？就是要通过对音乐、色彩等细节的考据，营造出一片想象的空间，让读者在作家营造的世界里感受七情六欲”。(完)(《中国新闻》报记者 程小路 报道)
